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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抓住“看不見的手”

      徐曄嘉2021-02-23 15:22

      徐曄嘉/文 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一種重要而有效的方式,這是經濟學家們長久以來的一項共識。那么,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又源自何方呢?對于這個問題,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首先提出了一個關鍵點:參與經濟運作的個體為了一己私利而進行的商業行為,往往恰好為整個社會的福祉做出了相應的貢獻。隨后,“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其論文《論社會知識的運用》中給出了另外一個關鍵點:盡管沒有一個個體能夠掌握整個社會中所有與經濟運作相關的全部信息,但是這些信息能夠通過交易行為反映在價格信號當中,并以此引導市場的運行。這兩個關鍵之間有機結合,便得到了而今廣為人知的所謂“看不見的手”:在市場經濟中,追求自利的個體之間的交互本身就足以保證效率,而無需像計劃經濟那樣,依賴某個中央委員會全盤規劃,用“看得見的手”來調控經濟。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們同樣認識到,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也常常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方面,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并非總能完美重合;另一方面,市場摩擦的存在也會使得價格信號無法正確地指導市場運作。自然而然地,有些經濟學家選擇退后一步:既然“看不見的手”失靈了,那么我們就應該尋求“看得見的手”的幫助,轉而依靠行政力量進行調控。而有些經濟學家則選擇更進一步:市場無效的根源,恰恰是因為“看不見的手”受到了束縛,所以,必須進一步拓寬“看不見的手”能夠發揮作用的領域,并給予其相應的指引,才能讓市場重歸有效。法學家埃里克·波斯納和經濟學家格倫·韋爾正是后一種觀點的堅定擁躉,而他們共同撰寫的《激進市場》一書,則是這種觀點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激進”一詞所對應的英文Radical有兩重含義,在詞源學上它意味著“追溯到事物的根本”,而在政治學上它意味著“偏好社會制度的重大變革”;因此,“激進市場”同樣擁有兩重含義,一方面,要追溯“市場”這一概念的本質,另一方面,要用更加先進的理念來變革當前的“市場”經濟,特別地,就是要解決上述兩個“不盡如人意”之處。

      就解決方案而言,兩位作者所采用的風格可謂是“簡單粗暴”:他們首先注意到,當前經濟運作中無效率的緣由之一是市場結構問題,或是如壟斷或寡頭市場這樣受到市場勢力的影響,或是如私人產權或者政治權力這樣根本不存在市場,兩者的共同點在于缺乏充分的交易,相應的信息無法反映到價格信號中,進而就不能依靠價格信號來有效率地配置資源。

      既然問題在于缺乏充分的交易,那么最直截了當的方案就是創造交易的機會。例如,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有時會帶來資源的浪費:歐洲的土地貴族們寧可躺著收點薄租,也不愿意將土地出售給工廠主以換取高昂的回報;美國高鐵項目沿線的釘子戶們遲遲不愿意接受補償協議,最終拖得項目放棄建設。對于這種情況,本書第一章探討了“公有制自評稅”(簡稱COST)的體制:對于任意商品,其擁有者必須聲明其價值,并按照聲明的價值繳稅,同時其他人均可以按照聲明的價值購買該商品;這意味著,所有商品都被擺上了貨架,交易的機會被充分擴大化,從而保證價格信號能夠正常發揮作用。特別地,這里所說的商品并不僅限于通常會被交易的商品、房產或土地,還包括如政治權力、人力資本等等更加無形的“商品”,COST使得這些無形商品也能夠被定價,進而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再比如,勞動力在國際市場上并不能自由流動,想要前往美國工作的外籍勞動力必須得到公司的擔保(也即通常所說的H-1B簽證),這導致了同樣技術水平的勞動力在不同國家的收入差距可以有十倍之多,也意味著勞動力配置上存在無效率。本書第三章提出的“個人擔保簽證項目”(簡稱VIP)就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不僅公司可以擔保外籍勞動力,符合條件的個人也同樣可以“承包”為外籍勞動力擔保的責任,這就擴大了勞動力跨國流動的機會,特別是那些很難得到公司擔保的低技術水平的外籍勞動力。擔保人可以獲得被擔保人工資的一部分作為利潤,但同時也必須承擔如為被擔保人繳納社會保險或在被擔保人犯罪時進行賠償的責任。

      再比如,本書第五章提出“數據作為勞動成果”的概念:當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發言或在電商網站上購物時,所有這些行為信息數據都是用戶的“勞動成果”,但是用戶卻幾乎免費地將其分享給了網站,但對網站而言,這些近乎免費的數據又是非常粗糙且難以依賴算法進行有效處理的。如果允許網站和用戶之間進行交易,用戶向網站“解釋”這些數據(如在照片里“圈”出朋友、給文字狀態加注心情、甚至回答一些問題等等),而網站支付一定的報酬,并利用這些更精細的數據向用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對雙方來說顯然是“雙贏”的局面。

      經濟運作無效率的另一個緣由則是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不一致。從最優化的角度來說,一個比較經典的結論是,最優結果發生在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相等處。如果同樣的行為對個人的邊際成本或邊際收益與對社會的邊際成本或邊際收益并不相同,那么就意味著個人選擇的最優結果并不符合社會最優的要求,于是依賴個體互動的市場經濟就不能達成整體的有效率。對于這種情況,同樣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案則是,把個人的邊際成本或邊際收益加以調整,使得其遵循社會整體所評價的邊際成本或邊際收益,個人的最優選擇就與社會的最優選擇相重合了。

      這種解決方案的思路集中體現在本書第二章所討論的“平方投票”(簡稱QV)當中。相比于通常采取的投票方式,平方投票有三點重要區別:

      其一,當有多個事項要進行投票時,平方投票要求設定一個有限的投票預算分配在各個事項中。通常的投票方式相當于設定了無限的預算,這意味著每一次投票的成本為零,而零成本往往會導致投票結果更為極端;有限預算則給投票增加了機會成本,對于不太在意的事項可以少投票,并將省下的預算用于在更在意的事項上投出更多的票。

      其二,可以投支持票,也可以投反對票,最后計票時相互抵銷。允許投反對票,是為了讓支持的意見和反對的意見獲得平等的權重;特別是在事項有較多的選項時,若只允許投支持票,若對某個選項有一票程度的支持,則只需要投一票,而若對某個選項有一票程度的反對,則必須給除該選項之外的所有選項均投一票才行。

      其三,在對每個事項的每個選項投票時,可以投不止一票,但投出票數所耗費的預算為票數的平方,這也是“平方投票”這一名稱的來由。之所以是平方,是因為票數本身反映了該事項對投票者的重要程度,在邊際上多投一票的收益與當前票數成正比,因此邊際成本與當前票數也應當成正比,總成本就相應地是票數的平方量級。

      本書第一章對COST的討論也是如此:對社會整體利益而言,商品被聲明的價值應當恰當地體現出商品的實際價值。為了達到這一點,必須合理地選擇商品所需繳納的稅率。顯然,商品所有者不會報低價值,因為這樣可能會虧本被別人買走;而恰當的稅率可以保證商品所有者也不會報高價值,因為額外繳納的稅費無法被商品本身創造的利潤所彌補;于是商品所有者會恰好報出商品的實際價值。

      兩位作者所提出的這些“簡單粗暴”的方案,總結起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最大限度發揮市場作用,依靠對各參與個體提供激勵并使之交互來維持經濟運作的同時,仍然需要一個較為中心化的機構來創立并持續維護這個市場以及相應的機制。這就好像,表面上市場有條不紊地接受著“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但其實這只“看不見的手”卻又被某些機構抓在手中。這種由中心化的機制設計所創造和驅動的去中心化市場,似乎存在著某種微妙的內在矛盾。

      類似的矛盾出現在另一個同樣“激進”的市場——數字貨幣。以比特幣為例,盡管其底層的區塊鏈技術意味著可以進行去中心化的交易,但是比特幣的誕生完全脫胎于一段代碼(其創造本身是中心化的),同時一些主要的數字貨幣交易所承擔了大量交易和記賬的職能(其運作也部分是中心化的),更不用說比特幣常常受到監管部門的限制,例如我國就曾一度禁止比特幣交易。

      對于這種內在矛盾,不妨借鑒一下經濟學家們對于科斯定理的兩種不同觀點??扑苟ɡ碚f的是,在沒有交易成本且產權明確時,社會最優結果總是可以通過談判實現。提出這一定理的科斯本人是一名法學家,因此最初刊載這一結論的論文用的是文字描述,后來經過經濟學家的整理,才被重新用數學語言嚴謹地加以證明。經濟學家們(特別是與科斯同在芝加哥大學的“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對科斯定理的普遍觀點是,這一定理論證了“小政府”的合理性,政府無需介入分配,而只需要承擔明確產權的責任,充當經濟的“守夜人”;然而,科斯本人則認為,科斯定理的價值并不在于告訴經濟學家“沒有交易成本時政府只需明確產權”,而是在于說明“沒有交易成本的情境是無趣的”,換言之,科斯定理應當被視為研究正交易成本市場的墊腳石。

      對于任何去中心化的市場,最初創造市場的中心化的機制設計,就如同是科斯定理中所說的“政府必須承擔明確產權的責任”。但即使撇開這些不談,在市場運作過程中不需要任何監管的介入,無疑是過于理想化的,就如同假定沒有交易成本而去運用科斯定理一樣??扑购髞韺ζ髽I組織的研究提出,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員工會自發組成企業以降低交易成本;類似的,一些自發形成的中心化的機構和對中心化監管的需求,同樣也是市場為更有效配置資源所作的權衡取舍。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機制,在剛被提出時往往也是非常“激進”,或者是不被理解的。舉例而言,以本書中著重提及的經濟學家維克里命名的“維克里拍賣”,也即“第二價格密封拍賣”,對于從未接觸過相關概念的普通人來說就會顯得特別奇怪:這一拍賣方式要求競拍者在信封里寫上競拍價格并密封好上交,最后競拍價格最高的人獲得拍品,并支付第二高的競拍價格。對于普通人來說,“拍賣”一詞帶來的印象恐怕都來自于公開拍賣,特別是從低到高叫價的英式拍賣;而說起密封拍賣,比如招投標,也通常是第一價格密封拍賣,即競拍價格最高的人獲得拍品并支付自己的(也即最高的)競拍價格。但是,“維克里拍賣”有著諸多優點,特別是在理論上可以證明,競拍者的最優選擇總是寫上自己的真實心理價位;而且,類似的機制可以推廣到更一般地資源分配問題中(被稱為VCG機制),在如廣告競價排名市場中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就本書而言,特別是第一章的COST、第二章的QV和第五章的用戶有償“解讀”數據等等,都已經在虛擬數字經濟平臺上得到了小范圍的應用。事實上,本書在發售之后,引起了區塊鏈和數字貨幣產業的巨大回響,特別是受到著名區塊鏈平臺以太坊的創始人維塔利克·布特林的力捧,這其中主要是因為“激進市場”與區塊鏈對去中心化的理念有著相同的訴求。除了數字貨幣以外,區塊鏈技術一直以來都處于缺乏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應用場景的尷尬境地,而本書中的一些想法無疑為區塊鏈技術的進一步落地創造了新的契機。

      與此同時,將本書中的設想應用到現實社會當中,除了技術實現上的困難之外,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觀念上的改變。比如,作者設想將COST應用到政治權力中,這意味著花錢買政治地位或政治影響力成為可能;再比如,作者提出,受個人擔保簽證項目擔保的外籍勞動力,應當允許其工資低于本地的最低工資,因為本地最低工資相比較其在母國所能獲得的工資也實在是太高了;再比如,允許社交媒體向用戶支付薪酬來“解讀”數據,其實就是變相地花錢購買隱私,甚至在第五章開頭作者給出的假想情境的對話中,社交媒體購買的還不是用戶本人的隱私,而是用戶好友的隱私。

      誠然,這些“激進市場”最終未必按照本書所描述的那樣呈現,但是“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本身的潛臺詞就是“任何物品都可以被定價”,進而“任何物品都有可能花錢買到”,這恐怕與大多數人的樸素價值觀相矛盾。然而這其中未必沒有調和的余地:一方面,任何物品在參與到經濟運作當中時,總是會客觀地產生一個 “價格”,這個價格并不僅僅是這個物品自身的特性,同時也部分反映了物品與周圍環境的交互。例如,盡管我們總是說生命無價,但是如果真的這么計算,那么我們平時恐怕就只能整天躺著不動了,因為任何有可能造成死亡的行為,無論可能性多么低,都必然具有負無窮的效用;反之,既然我們并未選擇臥床不起,甚至有時還會主動參與一些危險性不低的行為,那么必然意味著潛意識當中我們對于自己生命的估值并非無窮,而是一個有限的數字。政治權力也好,被擔保的資格也好,用戶的隱私(甚至是用戶知道的別人的隱私),總是可以相應地根據其涉及的市場行為定價。另一方面,在一個充分市場化的社會,也許會有更豐富的辦法來糾正“錯誤”,比如說,政治家的形象本身也會被商品化(將COST應用于人力資本中),而公開地將政治影響力出售給錯誤的對象會使得政治家的形象大幅貶值,因而即使可以購買政治影響力,其價格也會因此被定在高位甚至于沒有人會真的去購買。

      總結而言,本書是一本需要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始終保持強烈的好奇心和活躍的想象力的作品,堪稱是經濟學家的科幻小說。正如科幻小說未必需要描繪真實的未來一般,本書所描繪的種種想法終究也只是一系列思維實驗,對現實因素的種種考慮也難免顧此失彼。但重要的是,本書為讀者展示了一種和當前的經濟運作體系迥然相異、更具有革命精神的未來經濟圖景,這本身就意味著無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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