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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無依之地》到《鄉下人的悲歌》(下)

      王小魯 張真2021-03-23 01:38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劇照

      王小魯、張真/文

      王小魯:您將《無依之地》和賈樟柯的《24城》對比,如果從這部影片形式上的特性來看,它們的確很相似。開始時是紀錄片化的,也可以說是一種docudrama(紀錄?。?,但當中加進去了弗恩的一個完整情感故事,這也許就是有人說它好萊塢化的原因吧。這部影片中事件發展是很慢的,人的狀態是相對停滯的,如果你注意力不夠,就很難捕捉到它的起承轉合,但影片還是設置了一種不易察覺的戲劇性。Fern丈夫去世了,她不能釋懷,后來她遇到Dave,這個人弄砸了她祖傳的日本盤子,這些盤子是美好記憶的載體,看起來是偶然的瑣碎細節,但這個動作是具有內在推動力的。她無法愛Dave,她的內心仍然沉浸在對丈夫的回憶里,影片最后是她重返恩派爾去處理過去的事物,將保存于此地廢棄倉庫的家具清理掉,以重新出發。所以這部影片的內在戲劇性其實是很飽滿的,還是設定了一條類似于情節劇的線索,但做得很微妙,我覺得扮演Fern的麥克多蒙德還是非常真切地融入了這個環境。

      相比之下,《鄉下人的悲歌》是根據自傳改編,原著的敘事更松散,因此改編也很有難度,影片做了高度提煉。這個導演跟趙婷不一樣,他本身就是一個好萊塢資深導演,拍攝過《美麗心靈》、《達芬奇密碼》、《對話尼克松》,我看見有美國媒體批評他,說這部影片是專為奧斯卡而拍?

      張真:是的。從預算、從導演的動機以及對原著的大量改編,《鄉下人的悲歌》真的是更好萊塢,雖然其中一些女演員的演出還不錯。但是如果說《無依之地》沒有把貧窮真正表現出來,一些困頓拮據日常生活場景表現得很節制,那么,《悲歌》里卻是另一個極端,大量臉譜化的對貧窮的描寫,雖然吸毒、酗酒那些不堪入目的景象有其真實基礎,但萬斯媽媽歇斯底里,毒癮發作、喊叫等等,肯塔基、俄亥俄的鄉村,阿巴拉契亞一帶的窮人,有些人看了這個電影就很不高興,覺得把他們都臉譜化、丑化了。

      在這一點上,《無依之地》確實有對某種表象以外的真實性的探索,哪怕后面有溫情化和詩意化的趨向,它在展現一種生存狀態,讓大家去面對和沉思,貧窮不只是“她者”,也可能是你我會遭遇的處境。同時,Fern和房車族選擇的簡單“游牧”生活對“美國夢”及其(過度)消費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背離,哪怕是不自覺的。剛才談到的那種詩意化或高貴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給這些處境不幸的人一種尊嚴感,從這樣一個角度去解讀,我覺得也是OK的。但是Fern這個人物最終可能還是比較理想化或抽象化了,這個名字是“科恩嫂”自己提出的,她說自己經?;孟肜狭藚捑肓搜巯碌纳罘绞?,棄影放下一切上路就用這個名。Fern和她的本名Francis很接近,詞義卻是一種很古老、生命力很頑強的蕨類植物。說到底這位演員真的演得很棒,出神入化,我看了一些訪談,她很坦誠,雖然是大演員大明星,但非常低調,不住在好萊塢,也很討厭好萊塢,住在一個別人不知道的西岸的小鎮上。她承認自己喜歡這個角色,某種意義上也是因為自己原生家庭是工人出身,她多少年來也是一直演繹這樣的中西部中下層工作女性,包括女警察,還有《三塊廣告牌》里為孩子報仇的母親。她身體里流著的血液有一種比較草根的野生力,所以這一點可能是陳沖沒有的,陳沖演工人還是不太像。

      王小魯:僅僅從一部影片的外觀來看,的確如您所說。但其實在《鄉下人的悲歌》原著中,關于母親的形象,作者J.D萬斯是這樣去敘述的:他母親的確吸毒,憤怒的時候開著車要跟萬斯同歸于盡,做護士的時候偷吃病人的止疼藥,因為藥片里有上癮成分,然后她穿上溜冰鞋在醫院走廊里狂歡,后來被開除。當然電影做了加工,就是把原著中的細節進行了集中處理,影片開始交代了萬斯在阿巴拉契亞山區的童年生活,很快就切換到十年后,他在耶魯大學讀書的場景,影片用了大量閃回,在當下和過去之間來回轉換(原著是順序敘事的),所以影片這種處理敘事效率是很高的。萬斯完成了階層的上升,但他仍然無法適應,當他在耶魯大學的招聘會上疲于應付餐桌上繁瑣的刀叉用法時,姐姐打來電話說母親又吸毒了,需要他回去一趟,這就把他當下的困境和童年及家庭的陰影,緊密聯系在了一起。這個電影就是要告訴你,糟糕的家庭環境和阿巴拉契亞山區文化——懶惰、酗酒、頹廢等等對今天的他形成了何等負面的影響。

      我記得您說看完了這部影片以后很失望,雖然這本書是根據一本自傳改編,但這本自傳在美國也引起了軒然大波。J.D萬斯是俄亥俄小城米德爾敦唯一考上常春藤大學的,所以他的視野開闊,有能力對當地文化和自己的成長史進行某種闡釋,這本書出版時間是2016年,人們用這本書來解釋川普何以能夠上臺,因為在這本書里,記載了當地人政治光譜的流變,他家鄉的人開始是支持民主黨的,因為民主黨替勞工階層說話,但是當他們辛苦地去工作后,卻發現很多領救濟金的老鄉卻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所以作者解釋了為什么很多本地人一夜之間從民主黨轉向了共和黨。他認為,這種糟糕生活的罪魁禍首是他們自己,政府出臺的福利政策并非靈丹妙藥,問題出在本地人的道德和精神狀況,他們酗酒、吸毒,感覺生活沒有希望,破罐子破摔,而且這個地區缺乏具有正面示范價值的人。

      所以《無依之地》和《悲歌》的差別十分明顯,它們一個出現在特朗普上臺前后,一個出現在拜登上臺前后?!稛o依之地》的原著將貧窮等問題歸結為社會結構性問題,后者則將貧窮歸結為文化問題。尤其《無依之地》的原著里,是華爾街引爆的金融危機、社會失業率、房地產金融等導致了個人悲劇的發生。其實在《悲歌》里,也可以讀到作者對于當地企業外遷導致本地經濟生活下行的講述,這顯然是一個關于全球化的結構性問題,跟道德或文化無關,只是作者并不強調這個部分,而更強調文化因素。所以這種社會理解和自我理解,就帶來了不同的政治立場。

      張真:對的,我覺得兩個片子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沒有真正地去剖析這些不幸人生背后的成因和結構性問題?!稛o依之地》(電影版)設計了這樣一個框架,但它還是比較刻意地去追求一種個人的美學和哲學上的升華。趙婷和她的伴侶攝影師(英國窮牧師家庭出身,她紐大的同學)Josha James Richards合作拍攝的“西部三部曲”有一種統一的詩意風格,篝火、晚霞、星空,大自然里人物的脆弱,背影遠去,有一種“大漠孤煙”般挽歌的格調。這里面也多少承載了這兩位帶著不同離散背景的新移民本身對美國“西進”神話的復雜情感。

      我也了解了一下《悲歌》作者J.D萬斯的背景,他后來很成功,耶魯大學畢業后做律師,又成為風險投資家,變成了很有錢的人,他自己的政治傾向應該是接近共和黨保守派,是支持特朗普的。他把貧窮看作是一種地區性的文化現象,或者說認為國家福利制度導致他們一種陷在惰性循環的狀態,所以更要反對他們眼中的“大政府”及其社會福利救濟政策。我覺得這從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上,是值得更深入探討的。而電影改編,就像你說的,也很功利,是沖著奧斯卡獎去的。所以有人批評電影營造了一種奇觀化的poverty porn(貧窮色情)。

      我前段時間也問過你,為什么會對white poor(窮白)這樣的電影題材有興趣。因為在美國窮的人很多,最窮的族裔還是黑人和印第安人原住民,我看了一個統計,說可能20%甚至更高的窮人是有色裔或土著,白窮人在一些發達的地區,比如東岸和大城市相對來說是相當低的,但在內華達還有西南部這些工作機會比較少、離開大都會、教育水平相對比較低的地方,比率就相對高一點,但也就大概10%多一點,還是遠遠低于黑人和拉丁裔族群,其實除了巨富階層(國內暴富后來美的華人除外),中下層亞裔和白人的經濟水平程度、財富分配比較接近。

      王小魯:這是一個逼問靈魂的問題,我還沒有仔細思考。是不是我潛意識里不接受電影中出現不好的白人形象?他們必須是富裕的、有力量的、向上的?當然并非如此。原因也許如您所說,更貧窮的是非裔、拉丁裔,白人不那么窮,所以當白人都這樣狀況低下的時候,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其實我是對這個現象背后的一些事實感興趣,這些年看美國片和美國新聞,都是零星見聞,沒有形成系統了解,所以很想請教您。這次看《無依之地》的影片加上原著,逐漸形成了某些比較確定的知識?!稛o依之地》原著中說,在美國,沒有郵政編碼和家庭住址就不是一個合格的人,電影中恩派爾的企業倒閉后,這個小鎮的郵政編碼被取消,家庭住址也無效了。紀錄片《美國工廠》(2019)也描述了這種衰落,中國富豪曹德旺在代頓廢棄的汽車工廠中開設新工廠,其實《悲歌》中J·D萬斯生活的地方米德爾敦(Middletown)的意思就是中間的城市,因為它在代頓和辛辛那提之間,所以這兩個電影故事都發生在俄亥俄西南部的鐵銹地帶?!睹绹S》里的員工說她十年前的時薪是29美元,現在則只有十二三美元,這一點還是讓人驚訝,因為以前我們并不知道此處的經濟下滑這么迅速。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切?這些電影表達的也許是本地的事實,但是他們在美國占有怎樣的比例?當然經濟衰落并不代表一切,但《無依之地》原著所表現的生活讓人感覺十分沒有安全感,這是很糟糕的感受。

      我還想和您分享一下關于這部影片在中國被接受的情況。我參加過一個觀片會,由北京一些中老年女性組織的,當看到影片開頭表達房車一族艱難生活質感的時候,她們很煩躁,就覺得導演你一個中國的富二代去展現美國的貧窮,這本身就值得懷疑。但到了后半部分,我感覺她們逐漸平靜下來,并認為片子很好。在之后的談話中,她們說片子表達了一個美國老年女性去選擇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種自由和獨立的精神。中國觀眾喜歡從中看到它所體現的美國具有吸引力的一面,而不是它令人沮喪的一面。這背后其實有一種非常復雜的心理。

      其實在朋友圈里,這部影片的譯名“無依之地”曾經也引發一些爭論,很多中國人覺得這種譯法是對美國社會的過分貶低,覺得美國人不需要你去同情。其實我倒是覺得這個翻譯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尤其是看了原著后。所以這就牽扯到另外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如果《無依之地》在國內上映,它將如何被接受?

      張真:其實不僅這幾部電影寫美國的衰落,美國的獨立電影一直就是會直面小鎮、鄉下、家庭的破裂,尤其是白人家庭里的各種問題。我都會把它們叫做“社會問題電影”。但我覺得這兩個片子更有曝光度,而且它們的拍攝過程是在特朗普的時代?!稛o依之地》出品是在特朗普時代結束之后,如果不是說有一種蓋棺論定的意味,也是對這二三十年新自由主義的爆發到衰落,從電影的角度劃了一個句號,或者說對時代做了一種呼應。

      這部電影把一個艱難的邊緣人群的經歷加以梳理,進入藝術電影的話語范疇,然后把它光滑化,甚至有點中產化,可能就是針對你我這樣的人群的一種設定。這個人群是受過良好教育的,有人文關懷,甚至有左翼(或進步主義progressive)傾向的年輕人、知識群體。然后對久居大城市、困頓于辦公室以及各種機構和消費文化的人來說,可能是另外一種景致吧。很多人會向往一種空間更大更自然的環境,在其中沉浸,重新去認識自我、認識自然和社會的關系。這一點不僅是美國城市里的精英能夠接受,有代入感,在國內有不少我認識的朋友也很喜歡這個電影,在上海、北京他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壓迫感、局促感,這樣一種“大西部”開闊的天空、田野,開一臺房車,可以像“先鋒”一樣去開拓的那么一種人物,她所代表的東西會有一種感召力。

      我發現美國早期電影,已經有一些Fern這樣的女性角色的先聲,獨立特行,在戶外大自然里排除萬難解決問題。這種精神是美國現代性一個基石,也滋生了美國女性主義。而獨立地往西走,更是美國“建國“以后的一種以上帝的名義征服“野蠻”的大西部、傳播“民主和自由”彰顯意識形態的延續。所謂“往西走、上路”的那種傳統在美國文化里(尤其中下層歐裔白人)習以為常。好像家里出事了,事業破碎了,然后就開始了一個美國的神話,就是你可以打包來上路,換一個活法。這個汽車大國地大物博,很多移民或所謂的先驅從歐洲過來,包括我現在的這個地方,紐約上州的一個小村,在路邊也有一個牌子寫著1794settled(建立),很多當時的新移民或者新殖民者到東岸落戶,然后東邊的土地都占得差不多了,那就往西走吧,把印第安人殺光或趕走,自己安營扎寨,所以這種打包上路的精神在美國還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有一種“美國夢”,要買房子,買車,成家立業,就像弗恩的妹妹那樣。但也有另外一部分,在這里混不下去了,就換一個州,東岸不行了,到西岸去。尤其是西邊,重新出發,重新發現自己,總覺得會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哪怕發達機會很少,但有天空有星星,在夜空底下有個房車就可以睡覺,我覺得這是一種美國獨有的建立在它的“西進”、“先驅”基礎上的現代性。那些早期長片連續劇里的新美國女性很勇敢的,會騎馬開車,在戶外翻山越嶺,冒險抓壞人,我覺得其實某種意義上,Fern是那些新女性女英雄形象的一種延續,只是現在用一個比較悲涼的狀態呈現。我覺得這部影片還是值得被看到被討論,會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關于這部片子的背景?!稛o依之地》的原著作者是東岸的知識分子,哥大新聞系的老師,我估計她就是你們所謂的這個“白左”(其實這是個欲蓋彌彰、用意不善的偽概念),女性主義的,對社會和對邊緣人群有關懷的,去做這樣一個長期的田野考察。這就類似國內的獨立紀錄片作者去拍山區、大西北、西南的貧窮地區或城里的民工那樣?!稛o依之地》里的人群在美國其實只是較小的一個群體,絕對不能說整個美國都是這樣,絕大部分美國人都居住在人口眾多的東西岸。

      這一年全球疫情爆發,然后美國的弗洛伊德事件、新民權運動,引發了華人內部尤其知識分子的一種撕裂。我自己從小也是在國內長大,以前也是對西方文明,從古希臘到法國革命到現代主義,都充滿了好奇和向往,看了不少翻譯文學,但也沒有很深刻的了解。之后多年在歐洲和日本生活,然后再到美國,長期研究教學華語及亞洲電影文化歷史和現代性問題,近半輩子的求學人生經驗以后,我深切感受到東西方、南北半球差別、現代民主公正社會的各種愿景都是挺復雜的,必須歷史化、即注重文化地域性又有全球比較的反思意識。

      王小魯:您提到一些知識分子觀念上的撕裂,我覺得原因可能仍在于我們在美國社會的走向上安放了自己的某種寄托,但其實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處境,大家用漢語在國內朋友圈發表意見時,想到的還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但當BLM越過法律推翻公共空間的杰斐遜雕像的時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國內的某些歷史階段,而且認為這幾乎就是推翻美國建國基本理念的象征。這在美國也許有其策略性,有內在的進步思路,但這事件當中微妙的心理和運動質感是我們不了解的。我承認討論國際問題還是要謹慎,尤其是對于他國政治,很難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每個地區知識分子都有自己的痛感和疼痛區域,當我們陷入自己的痛感不能自拔的時候,我們是無法去真正了解別人的疼痛的。而且每個地區的知識分子都致力于自我批判,往往將別人的處境美化,甚至在別人身上投射了自己過分的愿望,讓別人來幫助建立一個理想模型,這都是要去反思的。

      不同國家知識分子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認為幾乎永遠都無法做到無縫對接,而大家有時候都過于理想化,認為我們是在一樣的平臺上換位思考,其實平臺是不同的。

      (張真系紐約大學電影系教授;王小魯系中國電影資料館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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